“还是来坐一会吧，先生。”列车员疲惫地叹了气，就像劝小孩不要继续在泥地里打。

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，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。新闻结束了，被音乐取而代之。列车员关上收音机。

“不知？”列车员反问，放下杯，“那您在这里什么？”

“您是在等从布达佩斯来的车吗？”列车员问。

彼得耸耸肩，没有说话。

“天哪，您听见了吗？”

“冷得厉害，是吧。”列车员往旅客鼻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，把腾腾的茶倒去，“糖？”

彼得看着列车员，笑了笑，蓝睛里有一莫能助的神，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，而是真的不知答案。列车员垂看向他放在桌上的手，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，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，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，但什么都没有说，也没有把手收回去。

“不知。”

“也不算。”彼得回答，睛看着窗，从布帘的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，“说赌博可能更适合，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。”

“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……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

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，站起来，从橱柜里取一盒饼，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上的收音机，一阵刺耳的电噪音倾泻而，列车员赶把音量扭到最小，耳朵贴到喇叭旁边，皱着眉，仔细地调整波段，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，他扭看了彼得一，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，但还没开就被收音机打断了。列车员调音量，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。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

“我不会德语。”彼得回答。

彼得什么都没有说，站起来，拉大衣前襟，踉跄了一下，走向泻量和电灯光线的办公室。列车员指了指一把放着格纹垫的木椅，彼得听话地坐下了，双手握放在大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桌布上的茶渍。列车员关上门，拿着茶壶回到桌旁边，重重地在彼得对面落座，椅嘎吱一响。

“在等人吗？”

“‘瓦西里’是朋友还是债主？”

办公室的门开了，灯光淌到泥站台上，列车员站在那里，仍然穿着那件不合的甲，一手扶着门，另一手拿着壶嘴冒烟的搪瓷茶壶。彼得和他对视了一会，两人都有些尴尬，因为他们谁都不想接近对方，但列车员的责任迫使他拯救这位快要冻僵的旅客。

奥尔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当然要到另一个克格军官手上。要是父亲真的没有回来，他们的公寓就会被没收，继而清查，那些曾经给菲利克买过糖果的反间雇员会闯门来，砸毁母亲的钢琴，撬起地板，割开床垫和沙发，寻找奥尔洛夫一家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证据——而且他们百分百会找到的。等彼得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，也已经学会保持沉默了。

列车员往自己的茶里加了两勺糖，把杯拢在手心里，放到下下面，像是要用蒸汽给灰白的胡茬浇。风拍打着窗，声音比在外面小得多。墙角有个带着长通风的老式烧煤炉，散发烈的意，像厚毯一样把人裹在里面。彼得碰了碰杯，检查自己的手有没有完全恢复知觉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我还是要一糖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