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时通信不便，我和亚当偶尔能打电话，大多还是写信。他只是个孩，我又很年轻，很

霍尔女士只是继续说到：“我和鲍的母亲商量，亚当依旧由她抚养，几年后，我实在忙于报战事，索将抚养权转给了她。后来她的二儿移民欧洲，不久，她和亚当也跟着一起去了。”

我赞同地，等着她继续说下去。

，但我们都太忙了，经济上也不宽裕。鲍的妈妈替我们养着孩，我们真得谢她，没了她我们都不知怎么办才好。”霍尔女士笑了笑，“我和鲍去世界各地采访、拍摄，我写了一些稿，渐渐有报社愿意聘用我，雇我去采访。”

“其实分居并不是表示我们的情状态，只是对居住情况的陈述。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，已经和鲍聚少离多，”她开，“这是我们这一行的特，他和我同样都是媒人，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人的平方。”

我吞咽了一下，依稀已经预到她要说什么。

“霍尔女士。”我了一气，问题已经在脑海中了两三次，斟酌着不显得冒犯的用词。

“您提过，在那时您已经和丈夫分居，是吗？”

“如您所知，我正在一系列报，试图探讨这些奔赴战争的记者、摄影师、军人在真实的战役中受到的影响，”我真诚地说，“战场与都市生活之间的反差，家与硝烟之间的矛盾总是困扰着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，您一定面临过选择，遇到过挫折，我想这也是人所挣扎的分。”

她了。

“等我结束这次采访，还没回到国内，就已经收到他去世的消息。在飞往墨西哥拍摄的途中飞机失事。”

“请叫我乔安娜就好。”她宽容地说。

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她之前的文章，我一如初次时那样，仍被其中蕴的痛苦和同情所打动。三十多年过去，她的故事已经在访谈中重复了很多次，而我今天又邀请她这次采访，则是想从一个更私人、更亲密的角度切我的问题。

“但这其实是外派人员的通病，不是吗？”她对我笑笑。

我聚会神地听着，她的这一段经历我已在资料中看过：乔安娜·霍尔，职业生涯初期和丈夫搭档采访，一年后跟随无国界医生前往非洲。在她二十四岁那年第三次与国际医生赶赴非洲，但几天内当地形势迅速恶化，由小型冲突升级成大规模火。霍尔女士其中，在其他记者赶到之前发回了第一手报，自此也开始了自己奔波在战火之中的记者生涯。

她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，并不显得惊讶，只是慢条斯理地喝完了杯中的红茶。

时间过去，皱纹已经攀上霍尔女士的角，她讲起过去的故事，神情从容平静：“是怎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，用我的护照虚张声势，这些内容在之前的访谈中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想你想听的也不是这些，对吧？”

“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问题，但当我回到国，我的家人和朋友，还有鲍的家人，他们会旁敲侧击，对我们的生活表示忧虑。我才发现自己和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，我虽然总是飞去海外，每隔几个月还能去鲍母亲那里看望儿，但他和我同样忙碌，我们的时间时常错开。”

“我有一些犹豫，打算等结束下一次采访后回去好好思考我们的关系。但战争爆发了，你不需要多少新闻嗅觉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大事件，多少年来都只是小规模冲突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不会真的宣战，”她说，“我当然激动地挤。”